自2004年新财富开始关注董秘职群开始，职业化、市场化就一直是董秘们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加快职业化是董秘的出路所在，而实现市场化是董秘职群得到市场认可、实现自身价值和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

　　在2007年的“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调查中，董秘群体认为，市场化是董秘职业发展的方向。但由于供需双方条件不成熟，仅仅在中小板企业出现了董秘“市场化”的苗头。十年后的今天，董秘职群已经从最初公司内外受压的“弱势”职群，发展为具备较高专业性的综合人才，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职业群体。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IPO的提速也为董秘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选择。

　　2018年度的“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调查，86.27%的董秘都感受到了董秘职群的市场化趋势已经形成，推动力主要来自于董秘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在上市公司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上市公司数量越来越多、对董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及证监会监管趋严，对董秘专业度要求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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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需两旺

　　据新财富统计，2017年度，共有615位董秘离职。发生董秘离职的上市公司中，主板公司有320家，占全部主板公司的17.26%；创业板公司有122家，占全部创业板公司的17.18%；中小板公司有173家，占全部中小板公司的19.16%(表1)。

在这批离职的董秘中，既有任职近20年的资深董秘，也有任职不足3个月的“快闪”董秘。新财富董秘名人堂成员、自1999年起担任深赛格(000058)董秘的郑丹于2017年12月21日离职；嘉麟杰(002486)董秘王传雄于2016年10月25日上任，2017年1月3日便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秘职务。

　　虽然2017年董秘离职成为了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但事实上以占上市公司董秘的比例来看，2017年离职的董秘却是近5年来首次低于20%，离职董秘的数量和比例均在2016年达到了峰值(图1)。

中国人向来信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同各行各业的所有岗位一样，董秘的离职本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现象。但董秘职群近几年表现出的高流动性，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却是董秘这一职群职业化与市场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与汹涌而至的董秘离职潮相对应的，是市场对董秘这一岗位的高需求，董秘正日益成为职场中最受供求双方垂青的热门职位之一。设有“董事会秘书”岗位的公司既有已上市公司，也有新三板公司、拟上市公司和尚未步入IPO的普通民营企业。仅以拟上市公司一项来看，Wind数据显示，就有2526家IPO审核申报企业在排队中。这也就不难理解2017年度诸如“100多家A股上市公司董秘岗位空缺，700多家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位空缺，一秘难求”、“新三板上演董秘挖角大戏，超300家挂牌企业争抢持证董秘”等频繁见之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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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岗位职能升级3.0版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造成上述“缺口”现象和大量培训机构涌现的原因都在于，董秘的职能角色及职群特征都在过去随着大环境而发生着显著变化。

　　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董秘职位，相关法律法规的界定还比较笼统，并且从字面上看，其处理的大部分属于事务性工作，甚至有将“董事会秘书”等同于“董事长秘书”的误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事实上不仅上公司内外部，甚至董秘自己都对这个岗位的职权认识不清。

　　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搭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董秘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性、共通性，资本市场、监管层、上市公司及董秘自身对董秘职业的共识逐渐形成。《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等法律都明确了董事会秘书这一职位，并规定了相应的职责和职能。特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对董秘的选任条件、履行的职责、培训及惩戒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深交所推出的《董秘信息披露实用手册》(2015)以378页的篇幅对董秘一职肩负的职能进行了详细定义。

　　与此同时，董秘的工作也完成了从1.0至2.0再至3.0时代的更迭。1.0向2.0时代的进化以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为分界线，此前2.0董秘的工作以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三会治理等常规工作为主，而此后市值管理职能得到了凸显。而在如今的3.0时代，“资本运作”已经成为董秘的核心竞争力。这些职能和工作显然已经不可能和最初一样，由毫无证券市场经验的办公室主任、行政、人事经理兼任来实现。

　　来看一则典型的董秘招聘启事，从基本的学历、职业素养到社会资源、口才、公关能力等个人素质，再到过往从业经历和投资重组项目经验均有所要求(表2)。而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企业对董秘这一岗位要求的标配。

梳理招聘网站上的对董秘一岗的招聘启事，可以发现它们的诸多共同标准。董秘的职责不外乎与资本市场沟通联络、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三会治理、市值管理和资本运作等。其中，拟上市公司则特别强调董秘需负责公司IPO上市事宜；而在任职要求方面，有过3年以上上市公司董秘工作经验，持有董秘资格证书，熟悉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过资本运作和企业并购业务，参与过公司IPO运作，具有广泛的资本市场资源和优秀的整合能力等成为大多数需求公司对董秘的基本要求。

　　为了厘清上市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偏好，新财富梳理了2017年上半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发布的董事会秘书聘任和变更公告，发现共有190家上市公司聘任了新的董秘。在董秘的聘任方式上，从公司内部提拔毫无证券市场经验的人才担任董秘一职的时代已经过去，聘任具有投融资和并购经验的金融背景出身的人才、由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晋升为董秘、聘任具有董秘工作经验的成熟董秘逐渐成为主流；即便在内部提拔上，上市公司也愈发偏好提拔财务总监、战略投资经理等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人才接任董秘一职(表3)。

在这其中，拥有券商投行工作经验、具有交易所、证监局等证监系统工作经验的金融背景人才成为了董秘后备人才的重要补充。2017年5月12日好利来(002729)发布公告称，聘任秦弘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开资料显示，秦弘毅出生于1986年，经济学学士，投资银行专家、并购专家，具有会计、法律、物流、金融、计算机专业背景，并拥有国内证券、期货、银行等从业资格，曾任职于申万弘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道远资本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及投融资业务，在产业重组、投资融资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结构设计、并购融资、资产管理产品结构设计和供应链金融等。

　　本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调查显示，90.2%的董秘都觉得本职群越来越职业化，特别是随着工作内容的扩展，“公司资本运作，如投融资、项目并购重组等”以94.12%的比例成为董秘认为对职业化最有价值的工作职能，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市值管理则分别以80.39%、68.63%和62.75%的比例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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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版图宽广离职成本降低

　　显然，随着董秘在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董秘职群已经成长为一类名副其实的专业人才，过往一度困扰着董秘的权责利不对等、上升空间有限等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在2018年第十四届新财富董秘调查中，72.55%的董秘都认为本岗位具备职业上升空间，而从董秘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来看，本公司职位升迁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转型“投资人”以64.53%的比例成为董秘职业生涯新的拓展方向。具备了与资本市场对接及融资能力的董秘，未来的职业版图也愈加宽广，其他上市公司、职业上市咨询、新三板及拟上市公司、自主创业等都为其提供了更多职业的选择。

　　在本次评选调查中，84.8%的董秘表示接到过猎头公司的电话，主要来自于拟上市公司、已上市中小板公司和已上市主板公司。其中，来自新三板公司的董秘占比达到了41.9%。在新三板分层制度出台后，新三板公司甚至上演了一场董秘挖角大戏，专业董秘已成为市场抢手的“香饽饽”。

　　在本次评选调查中，当问及董秘的离职原因时，“技能提升，有了更好的职业选择”以74.51%的比例成为首选，超过了“监管从严，职业风险大”、“对薪酬待遇不满意”、“董秘在公司的生存环境恶化”等选项的比例。

　　一位在2017年离职的董秘就表示：“董秘的专业化程度提升，职业选择多样化，离职成本大大降低。”这位董秘在离职后，迅速在A股的另一家上市公司谋求到了董秘一职，待遇和地位都有所提升。当问及在新的上市公司是否会面临融入和信任方面的问题时，这位董秘指出：“由于董秘对上市公司重要性的提升，上市公司的试错成本较高，因此从市场上招聘成熟的专业董秘成为一些上市公司的选择。而当一个上市公司把董秘这个职位开放出来，就说明其已经想清楚董秘的定位，因此，董秘的融入和信任相对来说也较为容易。”在本次评选调查中，大多数离职董秘都不担忧自己的职业前景，反而更多地表示因选择较多，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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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风险有增无减

　　与离职风险和成本大幅降低不同，随着资本市场监管趋严，监管层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更加严格，上市公司被处罚的案例都较往年增多，处罚力度也进一步加大，这都在无形中加剧了董秘的执业风险。

　　Wind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度，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虚假或严重误导性陈述、未及时披露公司重大事项等信息披露方面的违规达171起。而作为上市公司高管的董秘个人因信息披露违规违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方面受到公开处罚、公开批评、公开谴责、约见谈话、出具警示函的违规处罚也高达92起，而更有董秘因受处罚而黯然离去。

　　益盛药业(002566)董秘李铁军因内幕交易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而于2017年3月3日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而出生于1989年的ST慧球(600556)董秘陆俊安因实施了违法信息披露行为而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终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此时这位年轻的董秘由证券事务代表升任董秘才刚满半年。

　　一位于2017年内离职的董秘表示：“监管趋严，对董事会秘书的工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17年感觉压力特别大，执业风险进一步提高，董秘如何将所了解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传达给公司管理层、并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为挑战；一旦董秘的话语权不够，意识到了潜在风险却又无力改变时，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做出离职的选择。”但是，这位董秘同时也指出：“监管机构严格监管，对上市公司是好事，当资本市场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而上市公司也意识到规范运作的重要性时，董秘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做”。

　　除监管趋严外，上市公司投融资并购等资本运作的增加也对董秘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跨行业“并购式成长”成为诸多上市公司的目标。Wind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均成增长态势，2017年并购数量高达8388起，并购金额也达34202亿元，创历史新高(表4)。

企业涉猎全新领域，董秘势必也因此越来越多地参与战略制定、并购、重组等公司重大事项，除工作内涵扩展、工作难度加大外，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一位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任职多年的董秘就表示，在制造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谋求转型升级，收购兼并成为企业的新目标。“当公司专注做主业时，董秘的风险较小，工作也较为好做；然而当公司开始将目标转向资本运作时，由于大股东对资本市场的不了解，很容易受诱惑，加剧了董秘的执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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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化带来的新课题

　　虽然市场化有助于董秘职群实现自身价值和地位的提升，然而也有资深董秘担忧过度市场化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及上市公司的治理，同时也易导致董秘人才的流失。新财富董秘名人堂成员、招商蛇口(001979)董秘刘宁就表示，“董秘的流动性过大，对资本市场是不利的，一个能陪伴公司成长的好董秘，可以助力上市公司发展，并能够将公司治理带上合规之路，减少上市公司违规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市场的加速流动导致这一职群出现了董秘口中“老的老、小的小，年龄结构出现断层”的新特征。从对2017年离职董秘的职群分析来看，正值壮年的70后、80后董秘的离职比例较高，以及研究生学历、男性董秘的离职比例，均要高于其在A股所有上市公司董秘职群中的比例。

　　在2017年离职的董秘中，有283位70后，占所有离职董秘的数量近一半；60后次之，有174位董秘离职；离职的80后董秘也达到了118位；同时也有两位90后的董秘离职，他们分别是博信股份(600083)的董秘孙金伟和世荣兆业(002016)的孙玮浩。他们都出生于1990年，孙金伟在上市公司任职董秘有1年多，而孙玮浩挂职董秘一职则不足3个月(表5)。

　　事实上，很多70后、80后年龄阶段的董秘，因为学历较高、个人技能卓著，具备了与资本市场对接的能力，职业版图愈发宽广，转型投资人、自主创业成为其新的甚至是首选的职业选择。

若再进一步对比2005年首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时董秘的年龄结构，则可进一步发现，与12年前相比，40岁以下的董秘数量减少了12%，而50岁以上董秘则增加了13.5%的比例。目前，董秘职群的年龄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年龄结构趋向成熟(表6)。

对此，有董秘呼吁：“董秘属‘智力密集型’职业，除了需要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拥有创新的能力、充沛的精力、旺盛的体力和敏捷的思维，相比之下，31-40岁这个年龄段的董秘可能更具优势。”由此，如何从机制上防止董秘职群人才流失，加快董秘第二梯队建设，正成为董秘职群市场化给上市公司乃至整个资本市场带来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