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迫切呼唤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居于高质量发展的优先位置。高技能人才在我国各类人才集群中占据突出地位，其既能运用技术禀赋为高质量发展带来创新驱动，又可以通过技能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发达生产力保证，充当着连接技术创新和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①。一方面，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有效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对于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追求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所诉诸的创新驱动即人才驱动，高技能人才驱动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大势所趋。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已经超过6000万人。高技能人才队伍丰富庞大的资源体量业已形成，一旦其蕴含的规模效应和技能红利得到充分释放，无疑将转化为助推生产方式变革、产业结构转型、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强劲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精准回应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需求。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自然包含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提高。经过企业实习实训、场景模拟演练、职业教育培训，高技能人才掌握的技术知识、操作工艺和创造潜能为其日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作出独有贡献提供了前提保证。注重高技能人才的人力资源投资，培养集聚更多具有较高劳动素养的高技能人才，促进人力资本、技能资本向经济社会发展效能转化，方能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面对产业变革的国际竞争浪潮，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领域各方面都离不开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带动支持。在新型工业化层面，智能制造成为我们当前的主攻方向与技术路线，为了更好实现从“制造”向“智造”的转型，加速形成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需要建设起一支专业精湛、技术高超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在信息化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建立一批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数字出版编辑等97个新兴职业与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息息相关，信息职业种类的大量涌现折射出新业态对于高技能人才的热切呼唤。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层面，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工作更好支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意见》提出，加强农业农村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际，耕地保护评估、农机作业服务、防灾减灾救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重要领域亟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匹配高技能人才的专业特长与乡村宜居宜业建设、农民群众致富增收的现实需求，开拓高技能人才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的生动局面。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国家核心竞争力与人才要素紧密相关，高技能人才在构筑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览世界各国的人才工作经验和政策取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始终被视为推动科学技术迭代、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壮大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一环。某种程度上，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博弈背后，实则是不同组织形式的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布局。我国已经在卫星通信、新能源、量子计算等领域位居全球领先地位，但是仍然面临诸多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难题，要弥合我国存在的短板不足，既要鼓励高技能领军人才担当“头雁”锚定突破方向，又要依靠广大技能人才集结“雁阵”统合精锐力量。建设起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强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输出源源不断的内生性、体系性人才力量，从而稳固高水平国家核心竞争力。同时，强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等同于牵住了科技强国建设的“牛鼻子”。科技创新活动源自人才、知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复杂叠加与优化组合，而高技能人才正是集各类科技创新要素于一体的宝贵人才类型，其主导的一系列技能实践势必将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为科技创新催生崭新业态模式，为科技强国建设开辟内涵式发展道路。

我国高技能人才培育的现实路径

我国高技能人才工作已经取得突出成效，但相较于高质量发展、产业现代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旺盛人才需求，仍然存在人才总体储量不足、部分高精尖行业人才缺口突出、就业结构不均衡及岗位供求矛盾等难题考验。2024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通知》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全国新培育领军人才1.5万人次以上，带动新增高技能人才500万人次左右。”着眼于高技能人才提质增量的目标任务，聚焦“引进、培育、使用、激励、关怀”等人才工作各项过程环节，塑造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工作链路。

把握全球技能人才跨国流动机遇，打造全球高技能人才荟萃高地。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充分运用人才政策工具，吸引前沿交叉等重点领域的世界优秀高技能人才和国际高技能领军人才来华合作交流、深造发展。支持国内获批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际化大都市，因地制宜试点形成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的地方品牌，倡导区域高技能人才共引共育、协同创新、互通合作，不断提高技能人才引进的区域虹吸效应和全球竞争力。结合全球技能人才跨国动向和国家技能人才区域发展特点合理布局，秉持开放姿态和全球视野，主动延揽急需紧缺行业的外籍高技能领军人才，加快形成技能人才发展新格局。

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向并进，全方位提升高技能人才自主培养水平。我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体量，这对于高技能人才资源挖掘而言大有裨益，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共同发力，转化人口规模效应为人才技能红利，实现教育、人才工作贯通融合。一方面，打破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完全依赖职业院校的传统视角，更高层次谋划设计高技能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提振“双一流”建设高校辐射带动高技能人才发展的作用，尝试面向企业机构聘请行业精英、工匠劳模等驻校担任特聘导师，联合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形成资源互补的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提倡应用型院校大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产业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绘准职业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画像。一体化建设中职、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采取校企合作形式，挂牌成立一批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创新探索“师徒制”“1+X”技能认定等高技能人才培养举措。

凝聚产教融合多方参与合力，缓解高技能人才供需结构矛盾。我国的产教融合在顶层设计层面已然形成了充沛完善的制度体系，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具体落实层面，仍旧面临着现代职业教育方向同产业规律契合度不高、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和科技前沿脱节、企业对接高校的理念意识不足等问题。对此，要增进社会、企业在高技能人才工作中的参与度，激发各界协调联动的积极性，拓宽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其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直接参与学校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吸引应届生源向信息通信设备、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流动集聚。其二，鼓励行业组织充当校企之间的桥梁纽带，采取“揭榜挂帅”“技师+工程师”等有组织科研攻关方式和人才组合形式，联合开展系统整机研发、核心技术升级、科技创新实验。其三，充分赋权各类用人主体，将产学研合作平台等用人单位置于高技能人才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位置，保障高技能领军人才在技术路线制定、生产线优化设计、团队人员调配等关键事项上拥有决策权。

突出科技创新与技能报国导向，完善高技能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除了在人才链前端完成人力资源的引进和培育，在中端保障人才合理使用以外，还需要在后端考虑如何让高技能人才保持干劲，享受相应的待遇实惠。建立多元立体的职业技能等级互认制度，尽快促成技能类人才与专业技术类人才衔接贯通。强化突出创新潜力、实际贡献和综合能力在收入分配、津贴保障、荣誉激励和评价考核中的鲜明导向，引导高技能人才在项目研发、发明创造和技术攻关等一线工作实践中强技能、擅创新，鼓励更多能工巧匠在关键岗位积极发挥作用，在核心领域“破土出圈”。注重青年高技能人才的成长过程检测，实施成长环节全方位记录，积累拔尖高技能人才成长数据，保证高技能人才受到科学、客观评价，提炼总结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律与特征要素，助力更多青年人才成长为技能行业领跑者和开拓者。

营造“尊技重才”的社会环境，重视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与人文关怀。从政治参与、制度环境、氛围营造等方面着手，优化改善高技能人才的发展成长环境。首先，着力促进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参与，选树优秀代表参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评“优秀劳动模范”“青年岗位能手”等各类荣誉表彰，利用好共青团、青联、工会等群团组织的干部“专兼挂”制度，为具有组织领导力和较高行业威望的高技能领军人才提供全面发展平台，给予高技能人才群体在政策制定、代表会议等方面足够的建言渠道与展示机会。其次，纵向破除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瓶颈，增设首席技师、特聘顾问等职业技能等级和人才称号，横向搭建各类技能人才发展为专业技术人才的通道，从制度层面准许不同年龄范围、多种职业背景、各个地区的技能人才或劳动者参与职业培训，为高技能人才创造多样发展条件和有力社会支持。最后，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着力消除对于高技能人才学历偏见和狭隘认知，带动青年一代钻研技艺，立志学好技能成才报国，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