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即将从指间滑落。在这年的末尾，我们中的部分人被动地卷入了裁员之中。近看，这是个人职场征途的坎坷起伏，远观，这是个体与大环境潮起潮落的紧密扣连。这一次，我们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些浪花。他们是大潮的参与者，他们在局内，亦在局外，希望能提供故事的另一个视角和生活的另一种截面。

2018年12月17日，北京，位于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的ofo总部，退押金的人已经从五楼的公司一直排到大楼外

“幸存者”：从惶恐到麻木

2018年即将过去，北京还没落下第一场雪，但在西岭的心里，“雪”早已从盛夏飘到了寒冬。

33岁的西岭任职于北京一家全国TOP10的地产公司。“高峰时期，我们这层办公室一度容纳了一百四五十人，而到上个星期，就只剩下了四十多人，稀稀拉拉地散布着。每天上班，我前后左右都没什么人，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持续了四个月。从盛夏到凛冬，西岭不知目送了多少同事和朋友的离开，主动或被动。作为暂时的“幸存者”，很长一段时间，她的内心只有“惶恐”和“凄凉”。

四个月前，公司裁员的大幕最先由各种“小道消息”拉开。在办公室悄悄流传的不同版本中，裁员的范围从30%到60%不等。“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平时工作努力、业务过硬，遇到裁员消息是不会紧张的。可要是遇到结构式裁员，比如你整个部门都没了，就和你个人努力没有关系了。”那时加入公司刚满一年半的西岭，第一次体会到了对未来的无能为力。

加入这家地产公司原本是她试图把握命运的一次勇敢跳跃。2017年初，她正是为了这份工作从两百多公里外的老家孤身来到北京。在此之前，她一直就职于一家事业单位。决定从“体制内”跳出，除了房企能给出更高的价码，西岭觉得更关键的驱动在于她“对理想的追求”。“体制内层级很多，作为一线技术人员，非常压抑。我出来就是憋着一口气吧，觉得自己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大的发挥。”

“父母、先生都支持我出去闯一闯。大概他们已经听腻了我的抱怨。”虽然独自赴京工作的计划得到了家里的全票支持，但作为母亲，这依然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周末以外的大多数时间，西岭都不得不和那时还未满一岁的孩子两地分离。

“我是花了非常大的代价来的，所以得知裁员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崩溃了。因为外面的世界承载了我太多的期待。”不过她明白，崩溃归崩溃，行动等不及心理建设。几乎是刚刚得知可能大幅裁员的消息，西岭就把自己的简历设置成了“开放”状态。

在西岭看来，虽然表面上同事们对裁员消息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悲观，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就此开始混日子，但大多数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开始寻找后路。

不幸的是，对部分人来说，寻找和斟酌很快便被仓促打断。小道消息在办公室发酵了一个多月后，第一只靴子落地了，紧接着是第二拨、第三拨……最初的“恐惧”逐渐变成了“麻木和调侃”，而当“幸存者”以为会就此尘埃落定，准备舒口气、放下警惕时，又有人走了。

“一开始大家还会聚餐，为走的人送行，到后来成批成批地走，就没有心情聚餐了。因为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走了，还不如等着都被裁完了一起吃。”

这无疑是个煎熬的过程，而外部行业局势的逐渐收紧也让后路的选择越来越窄。夏天时，简历刚开放，西岭还能收到很多猎头的电话，那时她还会根据薪酬、职级、平台等条件做筛选比对，最终选出了一两个意向岗位。但没想到，不久，原本谈到差不多的公司迅速进入了编制冻结的状态，甚至也开始裁员。而进入10月份，西岭就再也没接到过猎头的电话了。

这种对未来预期的降低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办公室的氛围，比如“消费降级”就不再只是谈话时的调侃了。西岭所在的行业收入可观，同事们年薪在几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裁员开始后，很多同事都开始聊拼多多、网易严选。拿我自己来说，私教不请了，高级饭馆改饿了么，以前天天打车，现在每天都挤公交。大概就是掉落了一个阶层的感觉。”

原本，西岭和同事一起合租了一间月租一万两千元的房子。如今，同事因为工作变动已经离开，她只有暂时整租下来，加上位于二线城市的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西岭每个月的固定支出超过五万元。这是她第一次切实地感知到高收入带来的高风险，“当你收入比较高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会买房、买车，送孩子上国际学校，可以每个月还几万元的贷款。可你一旦失业了，收入没了，日子还在向前，这样大额的月度开支就会让你突然之间变得负债累累。”

除此之外，年龄也是西岭焦虑的原因。“35岁左右，要在裁员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相对高阶的工作，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如果到处都在裁员，一堆优质的人力资源放出来，在市场上也谈不到好的价格。”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虽然公司这场持续四个月的裁员依然让她觉得措手不及，但如今静下来，她也会分析这一切的源头，“地产过去‘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走不通了，不得不断臂求生。没有什么比活下来更重要，不仅个人要活下来，企业也一样。”

但对于第一次遭遇裁员的西岭来说，更大的触动在于优越感的消失，“我现在看清了，之前的优越感来自象牙塔，来自温箱，像泡泡一样易碎，现在我的核心要义就是生存下去。过去那些无病呻吟、小资小情绪的东西渐渐就没有了。”这次裁员也让西岭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规划，“这大概就是和体制内比较大的区别吧。公司不是家，一切都是商业行为、商业社会，没人能够对你负责。”

就在这周，西岭的公司刚刚完成了架构调整，各部门的工位也重新做了集中安置，办公室似乎又显得满了些，但西岭并不认为这代表着“平稳”和“安全”的到来。小道消息依然不绝于耳，她得知的最新版本是，“年前还会有一轮”，“新的资方来了后可能还会有一次清洗。”

只不过，原本的惶恐早已经变成了如今的麻木，“忙起来之后也顾不上想其他的了，手上的事情都做不完。”虽然西岭承认，几轮裁员确实把一些混吃混喝的闲人给裁掉了，但裁得太多，就变成了1个人干3个人的事，终究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不是企业的另一种裁员方式，不得而知。”